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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廷兴兵征讨麓川思任发后，名将方政、沐昂和宦官王振先后进剿，均损兵折将，无功而回。正统六年（1441年），王骥受命总督军务，与平蛮将军蒋贵督军十五万，在麓川之战中借风纵火，焚栅破寨，一举击败思任发，并因征讨麓川之功封爵靖远伯[8]。后总督云南军务，对于稳定西南边陲起了极大作用。
王骥是几朝老臣，沙场老将，擅长用兵。当年英宗皇帝朱祁镇率五十万京军御驾亲征时，王骥正率领明军主力在南方作战，得以保身。他虽然威名赫赫，政治上却是个投机者，有点儿官迷的味道，曾一度不择手段地巴结大宦官王振，为朝中正直大臣所不喜，譬如兵部尚书于谦便极其讨厌他。
明景帝朱祁钰选中王骥到南内看守太上皇朱祁镇时，王氏已年过七旬。至于朱祁钰为何会选中他，迄今仍是个谜——
有人说是因为英宗初登基时即因王骥没有及时回奏而将其下狱，险些处死，王骥心中一直有怨；也有人说因为王骥不是什么正经人，七十多岁了，仍然好走马游乐，饮酒吃肉，甚至频繁出入青楼。而自古以来，贪财好色、污点多多的武将反而最为主上所喜。
但事实上，王骥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，为巴结明景帝而刻薄对待太上皇。朱骥人到时，他正要亲自将瓦剌可汗也先派使者送给太上皇的礼物献入南内。
自英宗朱祁镇归国后，也先时常派使者送来一些礼物，指名交给太上皇，半句不提新皇帝。由于事关国体，景帝朱祁钰也不能不如数转交。他见也先如此优待兄长，心中很不是滋味，特意派人送信给也先道：“前日朝廷遣使，未得其人，飞短流长，遂致失好。如果太师有使，朕当优礼待遇！”
意思是说，英宗和王振当政时与也先失和打仗，但现在是他朱祁钰当政，一定会好好对待也先的使者，实际上也是暗示也先应该送礼物给他朱祁钰。
但也先始终没有私礼给朱祁钰本人，即使在他称汗前后急需明廷的支持。后来有人告诉明景帝，说这是也先挑拨离间的诡计，就跟当年明廷厚待脱脱不花、薄视也先使者一样，朱祁钰这才释然。
朱骥几人刚进入南内范围，便有全副武装的京营军士冲了出来，喝问道：“什么人敢擅闯南内？”
锦衣卫是天子亲军，素来地位尊贵。校尉见这些军士态度蛮横，个个手持火铳，一副牛气冲天的样子，很是不满，没好气地答道：“还问什么人，看不到我们穿着飞鱼服吗？这位是我们锦衣卫朱指挥。”
军士勉强客气了些，告道：“南内是禁地，除非奉有皇帝谕令，才能入见太上皇。朱指挥进来这里，可奉有皇帝谕旨？”
朱骥忙道：“我们来南内，不是为了见太上皇，而是因为一件案子来找阮浪。”
军士听说，便让朱骥等人等在原处，自赶去禀报王骥。王骥便亲自入南内，叫了阮浪出来。
阮浪似是宿醉未醒，想来昨日是他生辰，没少饮寿酒。他晃悠悠地走过来，一听说朱骥是为昨日强盗之事而来，便立即警醒过来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”
他若一直是醺醉的样子，糊里糊涂地称不记得，倒也可信。但他摇头之前，分明有一丝锐光闪过双眼。朱骥不由得多了几分狐疑，忙掏出画像展开，道：“这是我请画工画出的强盗相貌，请阮公公看一眼，是不是这两个人。”
阮浪瞟了一眼，眯起眼，摸了摸光溜溜的下颌，道：“是这两人吗？不是吧？”
朱骥道：“这是画工根据我的描述画的，我跟这二人近身交过手，应该不会记错。”
阮浪道：“唉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真不记得了。”又道：“朱指挥有多少大事要办，何必亲自来管这么件小案子？况且反正我也没丢什么东西。”言外之意，竟也是让朱骥不要多管闲事。
朱骥疑云更重，试探着问道：“阮公公是不是认得那两名强盗？”
阮浪道：“哪有的事？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，从来没有。”一边摇头如拨浪鼓，一边转身回南内去了。
杨铭为人单纯直率，摸着脑袋道：“常人遇到盗贼，都是立即报官，好及时抓住对方。这阮公公怎么好像生怕我们沾染了这件事似的？”
朱骥也大为不解，便让杨铭与两名校尉带着强盗画像到金桂楼去打探，自己则赶回锦衣卫。
进来官署时，杨埙人已经不见了。校尉告道：“朱指挥前脚刚走，杨匠官后脚便离开了。”
朱骥早料到会有此情形，也不惊奇。转身见到公案上有一封信，信皮写着“锦衣卫朱指挥亲启”，墨迹甚新。他随手拆了，一读之下，惊得一弹而起。这竟是绑架蒯玉珠的歹人送来的信！忙招手叫进校尉，问道：“这信是谁送来的？”
校尉道：“不知道，是大门守卫送进来的，说是有人放在了官署门前的石狮子座上。”
朱骥心道：“对方不往蒯府或是于府送信，偏偏送来锦衣卫官署，倒真是让人想不到。”
那信中叮嘱朱骥不得声张，见信后立即出门，独自到西四牌楼下等候。朱骥一时无法可想，又不知杨埙去了哪里，便如约来到西四牌楼。
北京最热闹的市井有三处：东四、西四和鼓楼。而西四人最多，也最热闹。西四是西四牌楼的简称，位于西安门外大市街，因路口立有四座牌楼而得名。牌楼建于明初，为四柱三门七楼式，描金油漆彩画木结构，檐下有如意斗拱，朱红漆柱，正脊两端、垂脊顶端有吻兽。四根立柱下面有三尺高的汉白玉夹柱石，各柱顶部前后斜向支撑着一根戗柱，是典型的“街道牌楼”。东边路口牌楼上书“行仁”二字，西边路口牌楼上书“履义”二字，合起来即是“履行仁义”之意。南面和北面的牌楼上各书“大市街”三字。
除了装饰外，四牌楼还分别是金城坊、鸣玉坊、积庆坊、安福坊的出入口。当然，它最为著名的则是另一个别称——“西市”，京师刑场的代名词。
明廷在西四一带设有西帅府、燕山前卫及西城兵马司衙署，杀人刑场则布置在西四牌楼。处决人犯事宜通常由锦衣卫、理刑官、刑部主事、监察御史及大兴县、宛平县合署承办，即“所谓会官处决”。大兴县在西四东转角街楼，宛平县则在西四西转角街楼。
行刑前，要在刑场上搭起席棚，供监斩官员使用。另外还要竖起几根高高的木桩，做处决犯人后悬首示众之用。斩刑与凌迟分别在西、东侧牌楼下执行。犯人被处决后，大兴县领尸身投漏泽园，宛平县领首级贮库。分别处理，是有意令死者在死后也不能落个全尸。
朱骥料想歹人选中西四，是因为这里人流穿梭不息，容易藏身。他站在路北牌楼下左右打量，始终不见人来，倒是有不少路人因他一身锦衣卫官服而侧目注视。
又等了一会儿，有个小孩怯生生地走过来，却又不敢走近，似乎颇为害怕。
朱骥走过去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大人呢？”
小孩鼓足勇气问道：“你是姓朱吗？这有一封给你的信。”将信塞入他手中，转身就跑。
朱骥欲查明送信人身份，忙抬脚去追。却见小孩滴溜溜地转过街口，躲入了路边的烧饼摊子。
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，随口问道：“壮壮，你跑哪里去了？京城坏人多，别瞎跑。”忽见到朱骥过来，回头惊叫道，“你惹上了锦衣卫？”忙将双手往围裙上抹了抹，上前赔笑道：“官爷要吃烧饼吗？”
朱骥道：“我不吃。那是你家孩子吗？我有点儿事情问他。”
摊主道：“小孩子能晓得什么事？”见朱骥神情严肃，不得不回头叫道：“壮壮，出来，这位锦衣卫官爷有事问你。”
那壮壮却缩在桌子下，死活不肯出来。
朱骥料想自己穿着一身飞鱼服，对方害怕，只得走开。拆信一看，却是让他再赶去白塔寺，反复更换地点，分明是怕朱骥有所准备，暗中伏下了帮手。
朱骥心道：“对方如此谨慎，当然是怕我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，设法救出玉珠。但目下这是唯一的线索，只能遵照指示了。”便如约来到白塔寺。
白塔寺本名大圣寿万安寺，原是元代皇家寺院，规模宏大，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。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“大元”，为庆祝“遂一天下”，决定建造一处佛教圣地——白塔。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，由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，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，才算大功告成，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。
白塔塔体为砖石结构，由塔座、塔身和塔刹组成：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；塔身为覆钵式；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，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十三重相轮，托起一个巨大铜制华盖，其周边垂挂着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，下面各系一个风铃。
白塔竣工后，元世祖忽必烈莅临，以塔为中心，往东南西北四方各射一箭，以射程为界占地，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。从此这里便成为元代皇家寺院，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之处，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、维吾尔文佛经的地方，寺内香火极为旺盛。因位于大都城西，所以又称作“西苑”。元朝皇帝常常到此主持佛事活动，最多一次参加者达七万之众。然而到了元末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年），一场雷电大火焚烧了寺院所有殿堂，唯有白塔幸免于难。
白塔寺寺庙无存，白塔却是香火仍旺。朱骥来到白塔下，转了两圈。有个戴笠帽的人走过来，问道：“你姓朱吗？”却是个女子的声音。
朱骥道：“我是朱骥。请教娘子尊姓大名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内嫂在我手中。”
朱骥道：“总要有个称呼，才方便交谈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朱指挥就叫我紫苏好了。”又命道：“转过身去，面朝白塔，双手放在塔上。”
朱骥遵命照做。紫苏走上前来，抽出匕首，抵在朱骥后心。外人看起来，倒像是一对情侣靠在一起，在白塔下许愿私语。
朱骥问道：“娘子要我做的，我都已经照做。你们想要什么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