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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接到两条命令，冯源朋意识到，这次这个面他是必须要出了，这次这个边他也必须要站了。
假如听保守派的，最坏的结果就是晁崇阳大怒，撤了他的职权，并且让他背黑锅，永远钉在镇压学生运动的耻辱柱上。假如听改革派的，最坏的结果就是引发全体官僚阶层的不满，贴上卑躬屈膝的标签，在党内永远失去影响力。
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他做出了决定。
学生领袖们看见总理走出了王冠大楼，在几名军人的带领下，兴奋地呈上了“自己的要求”和“万人血书”。
冯源朋让学生代表跟自己进去谈，到了会堂里，冯源朋连看都不看“要求”和“万人书”一眼，而是喝起了茶。
学生领袖刘慈博侃侃而谈，向总理陈述学生们的惨状，并指出学生要求的合理性，但冯源朋喝了一口茶就立刻打断了他。
“你们如果真的为了同学好，就马上带领同学们回到学校，正常上课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有任何可是！你们的父母辛辛苦苦送你们到北京上学，就是为了整天旷课吗？至于你们提出的要求，党中央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，话就说这么多，回去吧。”
说完，冯源朋就示意军警把学生代表们带出去。
学生领袖们严重缺乏谈判经验，手上唯一的筹码就是广场上数千名学生。政府没有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，也没有重新定义这次运动的性质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直接带着学生们回去，等事态稳定后，政府首先拿来开刀的就是他们这几个领头的“动乱分子”。
他们当然不能带着学生回去，他们希望学生们永远留在这座广场上，这样他们就能永远做“领袖”，永远当孩子王。
回到广场上后，学生领袖们告诉大家，哪怕以死相谏，都无法动摇政府的傲慢，“我们必须继续留在这座广场上，用我们的生命为今后全人类的自由铺路，历史是公正的，历史会记住我们的牺牲！”
晁崇阳眼见事态已经无法逆转，终于下达了任命，让李敬龢接手北京军区，并让他签署了调令。
从李敬龢手握兵权的那一刻起，改革派的丧钟也正式被敲响了。
